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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
  ——太原建城2500年蠡测        

  光阴无私,刻不容缓。太原建城2500年的步伐,日日逼近,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准备工作业已展开。然而,在太原的史学界、地方史志研究、编纂的单位和部门,还存在着一种困扰,一种难以名状的踌躇,这就是;晋阳古城究竟创建于何年?
  人们都知道,太原建城2500年,是以晋阳古城的创建为时间标识的。但是,关于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,一直是个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。
  中国历史上的谜团确实太多了。
 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分期和纪年,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谜团。但是,经过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五年的努力,全线告捷,取得骄人的成果。
  太原历史上的谜团太多了。
  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,就是诸多谜团的其中之一。破解这个谜团,太原的史学界贵无旁贷,每一个研究太原区域历史的人责无旁贷。带着历史的责任,借工作之余,我对这个困惑人们多年的谜疑,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多方研究,几经山重水复,终于路转峰回,有了一个确切的结论,兹不揣冒昧,借《太原日报》一角,请教于专家学者和有志于此的同志,也算作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一个纪念

一、关于晋阳城的最早记载

  遍阅春秋战国之际及西汉武帝之前的诸多典籍,有关晋阳城史事的记载不下数十例之多。现将各文献中最先记载晋阳的文字段录如下,共同商榷。
  《春秋·定公十三年》即公元前497年有载曰:“秋。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。”
  《国语·卷十五·晋语九》载:“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。请曰:‘以为茧丝乎?抑为保鄣乎?’,简子曰:‘保鄣哉!’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诫襄子曰:‘晋国有难,而无以尹铎为少,无以晋阳为远,必以为归。’”
  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》记曰:“晋赵鞅谓邯郸赵午曰:”归我卫贡五百家,吾舍诸晋阳。’午许诺。归告其父兄。父兄皆曰:‘不可。卫是以为邯郸,而填诸晋阳,绝卫之道也。不如侵齐而谋之。’”
  《韩非子·十过》载道:“夫董阏于,简主之才臣也,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,其余教犹存,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。”
  《吕氏春秋·似顺论》说;“尹铎为晋阳,下,有请于赵简子。简子曰:‘住而夷夫垒。我将住,往而见垒,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。’尹铎往而增之。简子上之晋阳,望见垒而怒曰:‘嘻!铎也欺我!’,于是乃舍于郊,将使人诛铎也。”
  《史记·晋世家》:“十五年,赵鞅使邯郸赵午,不信,欲杀午。午与中行寅、范吉射亲,攻赵鞅,鞅走保晋阳。”
  《史记·赵世家》说:“孔子闻赵鞅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,保晋阳,故《春秋》书曰:‘赵鞅以晋阳叛。’”
  《战国策·赵策一》与前书所记大同,此不赘。
  上述这几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:晋阳古城见载史籍的最早年代是春秋季的鲁定公十三年,即晋定公十五年,周敬王二十三年,公元前497年。此其一。
  其二,晋阳城所以见载于史,乃由赵鞅向赵午索还“卫贡五百家”,而赵午因背弃承诺被杀,范氏、中行氏与邯郸赵氏合攻赵鞅,赵鞅不敌三家联军,退入晋阳以图自保,这一历史事件所引出。
  第三,晋阳城一经问世便成为赵鞅之族安身立命,角逐众卿,三分晋室,奠定赵国基础的军事战略堡垒,显赫于春秋战国之际。
  第四,为考定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,界定了下限,提供了上限的线索——赵鞅为什么要在晋阳城首次出现于史载的这一年,向邯郸赵午索讨“卫贡五百家”。

二、关子晋阳城创建年代的几种观点和几种结论

  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,千百年来,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,尤其是太平兴国四年(公元979年),晋阳古城被赵宋王朝毁灭后,便更无人问津。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,山西省著名学者、历空学教授郝树侯先生,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
  他在《晋阳城史徵》中说:“晋阳,二字,最初见于《春秋·鲁定公十三年》:‘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。’”他在《太原史话》中又说:“晋阳城建筑的确切年代,我们虽无法判定,但是,公元前497年,范、中行氏和赵简子(鞅)火并之时,简子招架不住,便从邯郸逃到晋阳,因而可以证明,晋阳城的建筑,一定是在公元前497年前。
  近年,太原市社科院院长、史学研究员杨光亮先生,对郝树侯的观点提出质疑。他在《论晋阳城的创建与毁灭》中说;“晋阳城的建立,一定在公元前497年以前,这是不错的。但是,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创建晋阳城的年代:再则,说在前 497年以前,以前多少年为限呢?不明确。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结论所产生的两个弊端。”杨先生的结论是:“晋阳城的创建年代,当在赵简子执政后至董安于去世前,即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6年之间。这就是说,晋阳城的创建,当在前517年至前497年这二十年间。”
  还有一些研究太原历史的同志,根据《春秋·昭公元年》所载:“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”。傍引《元和郡县志》“春秋荀吴败狄于大卤,即太原晋阳县也。”所云,认为晋阳城在鲁昭公元年,即公元前541年就已经存在了,比前面的结论推前了44年。
  近来,对太原区域史研究颇为上心,且多有新见的王剑霓先生,对晋阳古城的创建年代提出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:“董安于筑晋阳城是在晋定公十二年夏至十五年春之时”,即公元前 500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。
  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观点,或者说四个结论,给以简要的概括,即:
  郝树侯先生的结论是;晋阳城创建的年代是公元前497年之前。
  杨光亮先生的结论是:晋阳城创建的年代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。
  王剑霓先生的结论是:晋阳城创建的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。
  还有一个结论是:晋阳城在公元前541年时已经存在。
  客观地说,上述的观点和结论,都有自己的依据,都有对依据的分析,而且各自的依据都出自言之凿凿的经典文献。然而,从准确的意义上讲,都不能算作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。
  郝先生说的“晋阳城的建筑,一定是在公元前497年。”这个“前”是哪一年呢?可见,郝先生作出的结论有粗略之嫌。
  杨先生说:“晋阳城的建筑年代,当在赵简子执政后至董安于去世前,当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这二十年间。”这个结论确实比郝先生之说有了具体的时间界定。但是“二十年间”这个时间范畴,只能算作晋阳城创建的可能时限,如果当作晋阳城的创建年代,似乎失之宽泛。
  王先生的结论是:“董安于筑晋阳城是在晋定公十二年夏至十五年春之时。”毫无疑问,剑霓先生的这个观点较之郝、杨两位的结论有了本质性的推进。但是,依据是什么?尤其是上限“晋定公十二年夏”的依据是什么呢?不得而知。
  请看剑霓先生在其大作《晋阳始于何时?》一文中,所引力证之一:“《国语·晋语九》有所记载,大致说:范、中行氏攻打赵简子在绛的下宫时,董安于力抗功最多,简子要赏安于,安于不受说:‘臣少时给主人作文墨工作,宣扬先世勋绩,立大义于诸侯,主人不记;壮时为主人左右臂随军作战,没得什么;及臣长大,着官服为宰(晋阳宰),治理的晋阳民无二心,今臣一旦为狂疾,而曰:必奖女,与余以狂疾赏也,不如亡!’董安于说的‘狂疾’,指他在下宫和范、中行氏之战斗。晋国法‘始乱者死’,他认为给主人闯了祸,不受奖走了。
  再看所引力证之二:“晋定公十二年(公元前500年)夏,简子将卫贡五百家置于邯郸,显系晋阳无城,没适合安置地而施的权宜之计。
  依力证之一,剑霓先生得出:公元前497年范、中行攻赵之下宫时,董安于为晋阳宰,晋阳城是他任晋阳宰之末期建筑的。依力证之二,剑霓先生得出:公元前500年“显系晋阳还无城。”
  仔细分析剑霓先生所引两证,其一,出自《国语·晋国九》。这里剑霓先生没有引原文,而以自译文为分析依据。为弄清理道,先录原文如下:
  下邑之役,董安于多。赵简于赏之,辞。固赏之,对曰:“方臣少也,进秉笔,赞为名命,称于前世,立义于诸侯,而主费志。及臣壮也,耆其股肱以从司马,苛匿心不产。及臣长也,端委(韦毕)带以随宰人,民无二心。今臣一旦为狂疾,而曰‘必赏女’,与余以狂疾赏也,不如亡!趋而出,乃释之。
  以剑霓之译文与原文对照,无关的对错尚且不论,在关键的一处剑霓先生在诠释和理解上都出了问题。原文的“端委(韦毕)带以随宰人”一句中,端:即玄端,乃一种黑红色的礼服。委:周代冠名,即委貌,是一种礼帽。(韦毕):是皮制的蔽膝,周代朝觐或祭祀时遮在衣裳前的物饰。后引伸为朝觐服。带:大带,系在腰间。以随:追随,跟着。宰人:官名,周代冢宰的属官,后泛指官员。规范地翻译此句,似应为“身着礼服,头戴礼帽,追随宰官办事。”无论如何也不应译为“着官服为宰(晋阳宰)。”由于这里出了问题,剑霓先生文中的“董安于为晋阳宰”之说,便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。再者,董安于是死于公元前496年,即“赵鞅入于晋阳以叛”的第二年,于是,所谓晋阳城是董安于为晋阳宰之末期所建之说,自然不攻自破。
  其二,剑霓先生说:“晋定公十二年(公元前500年)夏,简子将卫贡五百家置于邯郸,显系晋阳还无城。”此分析似有据有理,唯“显系晋阳还无城”此句不知所云。
  因为,“晋阳”本是城名,乃应先有其城,后有其名,当时尚无城,何来之名?“晋阳还无城”之说,是无晋阳名?还是无城?实在令人费解。

三、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

  考定晋阳古城创建的确切年代,对于山西省,尤其是对于太原市乃至320万太原人,应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。特别是在国家的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获得成功,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的各项工作日隆日进之际,更显得不可或缺,时不我待。否则,别人问:“你们搞太原建城2500年纪念,那么,太原最早的晋阳古城究竟创建于哪一年?”你该怎么回答呢?
  你总不能说:“晋阳古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以前”吧!
  你似乎也不能说:“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571年至前497年,这二十年间”吧!
  你如果说:“这是个历史的谜团,目的还无法确定”,仿佛也有所惝恍吧!
  确实,关于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,史籍无明确记载,现存文物也没有任何揭示,要想弄清它,无疑存在很大难度。但是,在破译这个谜团,寻找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,佐证的资料还是被我们发现了。
  其一,《春秋·定公十年》载:“晋赵鞅帅师围卫。”
  其二,《左传·定公十年》载;“晋赵鞅围卫,报夷仪也。”
  其三,《史记·赵世家》载:“赵(鞅)名晋卿,实专晋政,奉邑侔于诸侯。”
  其四,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》载曰:“晋赵鞅谓邯郸午曰:‘归我卫贡五百家,吾舍诸晋阳。’午许诺。”
  其五,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·杜注》说:“十年,赵鞅围卫,卫人惧,贡五百家,鞅置之邯郸。今欲徙晋阳。晋阳,赵鞅邑。”
  这五段史籍所载,分开来看,与晋阳古城的创建年代毫无瓜葛,但是,联系在一起,再深入研究和分析,便可从中发现晋阳城创建年代的蛛丝马迹。
  第一段告诉我们,春秋末季的鲁定公十年,即公元前500年,晋国卿赵鞅率军包围了卫国都城。第二段即补充说,赵鞅所以陈兵卫都,乃是为了报上年齐国替卫夺取夷仪之仇。第三段讲,赵鞅当时名为晋国之卿,实执晋国之玫,属地权力等齐于诸侯。第四段乃是说,鲁定公十三年,即公元前497年,晋卿赵鞅让邯郸大夫赵午归还暂留于邯郸的卫贡五百家人口,以充实晋阳。赵午承诺照办,但他的父兄借口推托。第五段又补充说,所谓“卫贡五百家”乃是公元前500年赵鞅围攻卫国都城时,卫侯惧怕城破国灭,遂献给赵鞅五百家人口,以乞和。赵鞅将此“卫贡五百家”先置邯郸,如今准备把他们迁徒晋阳。晋阳,是赵鞅的采邑。
  经过上述的联系、探索与分析,便会发现:在公元前497年之前,绝无“晋阳”这个名称,更无建“晋阳城”之事。便会发现:“晋阳”之称的引出,乃是因为迁徙“卫贡五百家”的缘由所至,而卫贡五百家是公元前500年,卫国奉献给赵鞅的乞和品。那么,为什么当时赵鞅不把这五百家迁往晋阳而是暂置于邯郸?原因只有一个:当时还没有晋阳城,而邯郸原为卫国城邑,因其地距卫近,所以暂置五百家于此。为什么在三年之后的公元前497年,赵鞅又向邯郸赵午索还五百家呢?原因也只有一个:晋阳城刚刚创建,急需充实人口,向赵午索还卫贡五百家,即可解新城缺人之患。这正符合《左传·定公十三年》所载:“归我卫贡五百家,吾舍诸晋阳。”而且也与后来司马迁所著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记:“归我卫贡五百家,吾将置之晋阳”,完全合拍。
  至此,完全可以确定:晋阳古城的确切创建年代,就是公元前497年。如此而已,岂有它哉!屈指算来,从公元前497年到即将来临的21世纪第三个年头——2003年,恰恰是2500年整。

四、“一下子建立起来的”晋阳城

  国际著名的地理学家陈正样教授在其名著《中国文化地理》一书的《城的发展》一文中指出:“城有慢慢发展起来的,也有因特定目的一下子造成的。在后一场合,城址的选择非常重要。周人灭殷之后,为便利统治东方,决定在洛水之阳建城”,“洛阳城便是一下子造起来的”。
  创建晋阳城,是赵鞅深恐在众卿角逐中被消灭的忧患意识的产物;也是赵鞅图谋发展赵氏军事实力,最终战胜众卿,夺取晋国政权的进取意识的产物。他的家族曾经在晋景公初年的“下宫之役”中,满门被抄,被屠殆尽,幸有劫后余生的“赵氏孤儿”侥幸东山再起,才使赵氏再次振兴。赵鞅作为“赵氏孤儿”赵武的孙子,对家族的兴衰,诸侯的争霸,公室与大夫之间的倾轧,大夫之间的兼并,从小耳濡目染。及至长大登上晋卿之位,遂居安思危,深谋远虑,选择远离其它五卿势力交织的太原为潜滋暗长的据点,在背靠龙山。傍依晋水。滨临汾河的军事战略要地,创建了军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晋阳城。恰如陈正祥先生所说,晋阳城是因特定的军事战略堡垒为目标创建的,所以,它的创建是属于“一下子建立起来的”。

摘自2002年12月27日《太原日报》,本文作者:王继祖

太原道制作 ( 2002-12-27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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